2011年4月7日 星期四

因茉莉花和两会进京的共军受表彰后撤离

因茉莉花和两会进京的共军受表彰后撤离
 
    在3月26日晚,人民大会堂举行了表彰大会,表彰因茉莉花和两会进京维稳的军队和武警官兵。这些军警已经撤离北京,但又从各地补充了一些比较年轻的警察到北京维稳。

图一:人民大会堂26日晚 (博讯 boxun.com)


图二:3月9日,北京地铁进京的军人呢

警方在天安门严阵以待防茉莉花集会

警方在天安门严阵以待防茉莉花集会 
   
   
警方在天安门严阵以待防茉莉花集会





















网民号召昨日在内地多个城市,举行第七次中国茉莉花革命集会,为纪念四五运动 35周年,号召者特别加入北京天安门广场的人民英雄纪念碑为集会地点,可是当局依然严阵以待,昨晨已派出大批军装、便衣人员在天安门四周部署,气氛十分紧张。
自称是「中国茉莉花革命发起者」的网民呼吁民众,昨午 2时到人民英雄纪念碑前集会,以发挥独立思想、批判现实、敢于在心中发怒的四五精神,而发起者则列出另外 58个集会地点,呼吁民众参加。
1976年北京民众自发到天安门广场,悼念去世的总理周恩来,同时抗议「四人帮」,但遭当局镇压,事件被定性为「反革命事件」,直至 1978年才获平反,改为反对「四人帮」的群众运动。
北京当局昨晨在天安门广场部署,纪念碑两侧用有彩色祥云图桉的围板围起,进行施工,而公安则分别骑电单车、单车围绕广场不断巡逻,广场四周的固定岗位,则逐一检查进入的民众。有网民指,广场上昨日出现大批两手空空、带着「丢失女友」神态的男子,估计是便衣人员。另有消息指,昨午在人民大学有数十人在校内聚集, 20分钟后被校内公安驱散。
而在香港,社民联十多名成员昨午由西区警署游行至中联办,声援内地茉莉花革命和纪念四五运动 35周年,有参与者在中联办门外宣读声明后点火燃烧,在场警员立即使用灭火筒将火救熄。

加拿大卡尔加里华人声援「中国茉莉花革命」第七波

加拿大卡尔加里华人声援「中国茉莉花革命」第七波 
中国网民从二月二十日开始发起的「中国茉莉花革命」已进入第七波。四月三日下午二时,加拿大卡尔加里的一群华人在卡尔加里中领馆前集会,继续表示声援和支持。

卡城昨天下了一场大雪。虽然今天雪已停止,但到处仍铺满厚厚的白雪,集会人士拉起「支持中国茉莉花革命」第七波横额,及手持「民主」、「自由」、「人权」、「反对一党专政」等标语。不知何故,今天一辆警车也没有。

集会人士张生先表示:「“中国茉莉花革命”进行超过一个月,虽然许多人认为"茉莉花革命"不会在中国发生,但人们看到的是中共胆战心惊,打压有增无减。」他更引述政论家何频说:「如果中共不高度认真对待,“茉莉花革命”就真的可能在中国发生!第一天可能只有十个人上街,如果他们没有被拘押被惩处,第二天就会达到上百人,第三天就会扩大到数千人,而第四天、第五天,就会发展到十万人。」张先生认为:「中国表面风光,现实是民怨极大,内部有如火药库,星星之火,随时会引发大爆炸。中共高官早作两手准备,一方面企图以高压手段消灭反对力量,另一方面将财产和亲属转移国外,刚被揭发的有薄熙来的儿子薄瓜瓜、已故领导人陈云的孙女陈晓丹都拥有美国绿卡。若中共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继续抗拒政改,错过了和平改革的有利时机,将导致中华民族陷入万劫不复的深渊。」

加拿大卡尔加里华人声援「中国茉莉花革命」第七波
加拿大卡尔加里华人声援「中国茉莉花革命」第七波

中国人民大学有学生聚集

中国人民大学有学生聚集

    出处: 中国茉莉花革命2号发起者     (博讯 boxun.com)

** 写博客时间是西岸4月2日星期六11:15PM,北京时间是4月3日2:15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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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在北京的义工所述,中国人民大学今天下午2点左右有学生聚集,并与警察发生冲突。有2个学生被带走。因为警察驱赶附近的人,所以接下来的情况和具体信息不明。期待晚上有进一步的消息。

另,有知道具体情况的请与我们联系。

最新反馈的消息,人民大学确实有学生聚集,2点左右有几十人在东门附近过道里聚集,迅速引起围观。但不足20分钟就被警察驱散。据义工所说,带走2名学生的也可能是老师。

最新:义工观察,人民大学东门有数量无牌照车驶入,保安对出入人士的盘查明显加强。人民大学已等同于半封校。可能要进行整顿和追查。但和出来的人大学生攀谈,学生并不知道发生的事情。另当时状况很混乱,校外亦有人看到并围观。

最新:人民大学已恢复正常进出,义工在校内发现一切正常,保安明显增多。在人民大学的西门附近的食堂亦有两名保安(可能是校警队)巡逻。义工意图进入宿舍楼,但守门大爷格外警惕,眼神狐疑,无法进入。

据义工所说,当时现场有人用手机拍照,估计也是翻墙人士,若拍照之人看到此信息,请把照片发到我们的邮箱里,十分感谢!

另,此次学生聚集不知是否与汤大庆的失踪有关。

代发义工想法:义工(北京另一所高校学生)认为在校大学生在外部资讯被切断,学校干部和老师三令五申,校警队与便衣密布的情况下,大学生在校内聚集实在是困难。而且一旦聚集立刻被驱散,或给予严肃处理,从学校到学生家里都有不小的压力。所以呼吁组织者调整大学生聚集的方式,并设法把网上的信息传递给校内的学生。否则大学生根本无从知道墙外所谈论的一切。

石家庄网友散步无端被殴吁请关注

石家庄网友散步无端被殴吁请关注

2011年4月06日 
博讯记者“巴黎动态”接获见证暴力执法来函如下,附件照片无法打开。

“各位朋友: (博讯 boxun.com)
4月3日下午,我和丈夫王磊到石家庄东方城市广场进行和平散步。行至广场北门附近,我们想照相留念,我丈夫就拿出相机给我照相。刚拍了3张照片,就不知从哪过来了5、6个男的,看起来都非常厉害,向我们要相机。我们当然不能给,于是他们就把我丈夫打倒在地,抢走了相机,我丈夫倒在地上,满脸都是血。当时我吓坏了,只是坐在地上抱着丈夫哭,不知道怎么办好,还是其他群众帮我们叫的救护车。后来到医院,经检查,我丈夫头部被打了一个大口子,缝了13针,肋骨多处骨裂,需要很长时间才能恢复。附件是我在医院用手机给丈夫拍的照片(相机已经被抢走)和治疗的相关证明。
我相信大家应该都明白我们为什么被打,打我们的是什么人,希望朋友们把我们的经历广为转发,控诉这些人的暴行,同时提醒其他散步的朋友,一定要注意自己的安全。
陈静

实拍:周日的北大、清华、人大、中关村

实拍:周日的北大、清华、人大、中关村
2011年4月04日
实拍:周日的北大、清华、人大、中关村

周日下午3点左右,博讯义工拍摄的情况:
清华大学似乎不许外人进入学校,西校门入口处三名戴钢盔的保安,阻止外校人进入。北大也如此,东校门许多校外人被拦到传达室登记。中关村几周前的紧张气氛全消失,连红袖标,警察都看不到了。不知道是否还有便衣警察。从表面看恢复中关村往日的喧嚣,顾客熙熙攘攘的出进各大卖场。

实拍:周日的北大、清华、人大、中关村

实拍:周日的北大、清华、人大、中关村

实拍:周日的北大、清华、人大、中关村

实拍:周日的北大、清华、人大、中关村

实拍:周日的北大、清华、人大、中关村

实拍:周日的北大、清华、人大、中关村

实拍:周日的北大、清华、人大、中关村

实拍:周日的北大、清华、人大、中关村

上海人民广场和平影院周日照片

上海人民广场和平影院周日照片

2011年4月07日以下是星期天(4月3号),上海人民广场和平影院,感谢拍摄者:
上海人民广场和平影院周日照片

上海人民广场和平影院周日照片

李锐:在毛的性格中,死多少人都无所谓。毛泽东是大恶魔本质

李锐:在毛的性格中,死多少人都无所谓。

毛泽东是大恶魔本质。中共全都如此。

四千万饿殍--大跃进“学费”析因

 2011-04-07    作者: 裴毅然   文章核心提示:即便从最善良的角度,大饥饿前还可宽宥毛泽东,也许毛真的是“好心办坏事”,敢叫日月换新天,以为替国人谋了大福利行了大仁政,根本没想到竟是领着他们走进这样的“天堂”。但当大饥饿实实在在逼到眼前,已支付了巨额“学费”,当人民利益与自己的政治理想政治利益发生冲突,仍然坚持“社会主义道路”,仍不下“罪己诏”,这还能说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吗?李锐指出:“在毛的性格中,死多少人都无所谓。”1961年9月庐山中央工作会议,毛说:“错误就那么一 点,没有什么了不得。”
丁抒先生是大饥灾研究的先行者,本文多处引用丁先生的《人祸》,真诚鸣谢!
一、走偏的第一步:合作化
中共建权之初,由于连年战争,农村凋敝,人均年度拥粮仅370斤,1952年增至395斤。1949年前有的山农一年只能吃十顿白面,1953年每月可吃四五顿。山农多吃这点白面已被薄一波作为“社会主义成绩”汇报给毛泽东。就这点底子,农民刚刚过上一二年太平日子,由意识形态决定的合作化运动便开始了。苏联早就力主土地国有,认定分田到户有害于公有制的建立。1953年6月15日,毛泽东在政治局吹响合作化号角:“通过农业合作化,逐步建立农业中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限制和消灭农村中的资本主义。”1955年,农村合作化进入高潮。
可是,合作化并不如中共想象的那么美妙,农民仅凭直觉就认定合作化之路走不通:失去利益驱动必然导致懈怠刁懒,平均分配更是无法保证公平公正。由于强迫入社,农民入社前砍树杀畜卖牲口,某生产队原有生猪300多口,公社化后只剩下9口,鸡鸭更是几乎全杀光了。归社的大牲口也因饲养不善多多病死,全国锐减200万头以上。一向惜财的农民因共产失去利益驱动,“船漂出去三十多里没人管,耕牛走出三十多里没人找,社内耕牛死亡占60%。”农业副总理邓子恢向周恩来汇报:“出现比较普遍的不利于生产的现象……大批出卖牲畜、宰杀猪羊,有了钱不买生产资料。”“懒的人一天天多了,勤的人一天天少了。群众在呼喊:‘天天困在田里,困死了,困死了!做功做德把我们解开吧!’”合作化还搞“劫富济贫”,富队非要搭配穷队合并,富队不愿意,上面就是不让。极其碎屑的农活一经“统筹”,根本无法全面兼顾。农民原本自行安排自动实现效率最大化,现在却要等着干部派活,几个干部的脑袋哪里抵得上每家每户“开动机器”?
乡谚:“秋天分配来了平均主义,男女老少半信半疑;干部们没有主意,老汉们听了唉声叹气;青年人是大不满意,懒汉们是欢天喜地。”社员年终实际所得越来越少,1958~60年有的队人均年收入从37元降至10元、5元,劳动日值仅5分钱。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张平化说:“农民反映,社队规模大了,‘不是共同富裕,而是共同遭殃’;‘田种好种坏,反正摊到我头上只几粒谷,怕懒得(湘方言,怕什么)!’”浙江桐庐环二大队,1960年工分值仅0.0302元,社员劳动一年除出口粮仅得2.53元,一个壮劳力还不如一只老母鸡,母鸡下蛋一枚可卖五角,壮劳力出工一天仅三角余。
合作化挫伤了生产积极性最大的富裕中农。薄一波承认:“据1957年估算,全国富裕中农人数在1亿以上。这些人劳动致富的积极性受限制和挫伤,对农村生产力的发展是很不利的。”一亿富裕中农乃中国农村精英,最主要的生产主力军,挫伤了他们的生产积极性,自然连带一并摧毁了中国农业生产的基础。依照薄一波提供的数据:
1960年,粮食实产2870亿斤,比1957年的3901亿斤减少26%以上;棉花实产2126万担,比1957年的3280万担减少35%以上;油料作物实产3405万担,比1957年的7542万担减少一半多;猪的年底存栏数8227万头,比1957年的14590万头减少56%;大牲畜年底饲养量7336万头,比1957年的8382万头减少12.5%。这些农牧业产品的产量,大都退到1951年的水平,油料作物的产量仅及1951年的一半。
苏联强行推进农业集体化也造成类似恶果:1933年集体化运动结束,苏联农产量和家畜减少一半以上,直至1941年还未恢复1928年集体化以前水平。1953年苏联耕牛数量仍少于1913年。1946年,粮仓乌克兰发生大饥荒,也出现人吃人和父母吃子女的惨事。据《苏联国家经济年鉴》,1913年全俄谷物产量8600万吨,1953年仅8250万吨。
可以说,合作化运动乃是造成大饥灾的第一步原因。
二、反右失去理性过滤层
反右前,党内外对合作化弊端已看得很清楚,反对声浪渐大。1957年初,毛泽东在省委书记会议上说:“1955年上半年,党内有相当多的人替农民叫苦,跟梁漱溟之流相呼应。”
反右反右倾打掉150万精英,社会失去理性过滤层。由于只能说好不能说坏,社会失去纠错必须的制衡力量。1955年后,若再替农民叫苦,再反对统购统销,便是十分危险的“走资本主义道路”,河北省委副书记薛迅(女)被毛斥为“社会主义这一关过不去”而撤职。一党专政天然携带的纠错能力低弱,反右前已然绽露。千里驹《自撰年谱》:“‘反右’以后,中国的知识分子鸦雀无声,不要说指鹿为马,即说一个蚂蚁比象还大也没有人敢说一个‘不’字了。”
原本搞经济就外行的中共,偏偏打跑了各路经济专家。高层领导犹如盲人摸瞎。1958年1月,毛泽东在南宁会议上发表着名论断——“冒进是马克思主义”。9月,刘少奇视察江苏常熟和平公社,公社书记说亩产可打一万斤,农家出身的刘竟说:“一万斤,还能再多吗?你们这里条件好,再搞一搞深翻,还能多打些。”闹出笑话多多。刘少奇说“外行领导是原则”;拆卸函谷关城楼、浙江龙泉古寺、江西崇义古塔、蓟县长城,向古迹要砖;毛为一点废钢甚至想拆杭甬线与胶东线。
1960年3月12日,烈属何明渊在天安门广场白日点灯笼,路透社短讯称寓“暗无天日”。何的叔叔与大哥均为红军烈士,何被捕后:“大不了一个死了罢了!我如果不离开家乡,这会儿恐怕也已经饿死了!人民政府竟会让自己的人民饿死,这叫什么人民政府?”彭真向周恩来、刘少奇汇报此案,刘难过得久久不语。1960年6月,湖南彬县女青工刘桂阳在中南海北门愤贴标语十数张:“为了挽救全国人民,打倒人民公社!铲除人民公社!消灭人民公社!”1960年底,毛泽东表弟贺晓秋之子闯中南海向毛面诉:“仓里没有几粒谷,还硬说亩产达到几千斤……鬼都笑落牙齿。做假事说假话的是那些人,作官受表扬的也是那些人,吃好喝好的还是那些人。……老百姓饿得要死,只能在背后冲天骂娘。”对于民间的反对,中共高层是完全清楚的。
失去了理性隔滤,公开造假的大跃进得以肆虐横行。后来证明,哪儿反右积极,哪儿“白旗”拔得最干净,哪儿灾难就越大。安徽濉溪县是反右积极县,共抓“右派”、“中右”、“反社会主义份子”1600余人,全国2000余县中首屈一指,大饥饿死亡人数也名列前茅。三年中人口锐减1/4以上,仅1960年就减少12万。发烧度较低的省份,饿死人的情况也相对减轻,吉林是少数几个没饿死人的省份,省委第一书记吴德应记一功。
三、大跃进对社会生态的大破坏
按大跃进理论,乃是生产关系大飞跃。但农村的现实是猛刮共产风、浮夸风、干部特殊风、瞎指挥风,大搞“一平二调三收款”(全社范围内一律均产、无偿调拨财物、银行全部收回贷款),搞得鸡飞狗跳。安徽舒城县城北公社古城大队,1958年秋后卖粮24万斤,粮款全被公社拿去支援穷队,古城干部编诗:“累了一头汗,卖粮二十万,分文未得到,傻瓜也不干。”
大跃进另一大折腾是大炼钢铁,6000万壮劳力上山采矿伐木,农田劳力严重不足,稻棉大熟无人收割,丰产无丰收。1962年,四川省委第一书记李井泉说:“五八年公社成立,男劳动力大批外调,妇女说只是‘人民母社’。”水利部副部长李葆华去密云水库,沿途棉桃随风漫飞,像下大雪一样。山西阳城县潘庄公社,年底粮食还烂在地里,柿子挂在树上。陕西安康大量红薯无人收获,不仅烂在地里,还延误了冬小麦播种。1958年底彭德怀到湖南平江调查,也发现稻子没收红薯没挖。罗荣桓1959年5月说:四川抛撒浪费的粮食占总产量10%,河南50%秋粮毁弃于地。河南1960年农业产值下降1/3。
依照中共官方提供的数据:
受损害最惨重的还应算农业。1957年粮食产量为3900亿斤,1958年的粮食产量为4000亿斤,1959年为3400亿斤,1960年又下降到2870亿斤,比1957年下降了26.4%,跌到1954年的水平。棉花产量1960年为2126万担,比1959年下降了37.8%,也和1951年相当。由于许多农田被改种粮食,油料作物的种植面积和产量更加减少(1959年至1962年间,经济作物的种植面积下降了35%),1960年为3405万担,比1959年下降50.9%,较之1957年下降了54%,跌到建国以前的水平。猪存栏数下降了43.6%。
另一方面是通货膨胀,货币贬值,人民生活困难加剧:
国家财政出现大量赤字,必须用多发钞票来弥补。1957年的货币投放量为53亿元,1959年上升到75亿元,1960年上升到96亿元,1961年更高达125亿元。货币投放过多,国家商品库存又被挖空,结果必然是物价大幅度上涨,人民生活陷入严重困难。
在合作化与大跃进夹击下,大饥饿已不可避免。尤其1960年全国粮产量较之1957年下降26.4%,还能不出现大面积饥荒吗?
至于吃饭不要钱的大食堂,不仅没有吃出“共产主义意识”,反而吃出乡谚:“放开肚皮吃,藏起力气做。”上海浦东农民在大食堂之初因吃得太饱,撑得难受,只能出工不出力。但毛泽东坚持认为公共食堂是“必须固守的社会主义阵地”、“农村中阶级斗争尖锐所在”,1960年发布一系列文件,要求各级党委将办好食堂“提高到阶级斗争的地位上来”。公共食堂挖尽农民存粮,秋后短暂的“放肚尽吃”消耗了集体粮储,及至春荒,上下皆空,无粮熬荒。如果农民自己开灶,量入为出,半干半稀,计算着吃,便不会大面积出现不顾一切的“前吃后空”,秋后吃得死撑,冬春饥饿毙亡。
“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极大挫伤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全国出现大面积消极怠工,粮食产量大幅滑减,此乃大饥饿的第二层致因。1962年2月26日,中央财经小组长陈云在“西楼会议”上承认:经济遭到这么严重的破坏,要把经济恢复起来,不是一两年就能够做到的事情,尤其是农民的积极性如何能够动员起来。1962年全国人均拥粮329斤,1965年365斤,还没恢复到时1952年395斤。如以国家统计局数据计算,与前数字不同,列出参考:1949年人均208.9公斤,1950年239.37公斤,1952年285.16公斤,1959年252.47公斤,1960年217.27公斤,1961年人均207.26公斤。持续减产,一目了然。
四、反右倾失去纠错机会
1959年庐山会议本是一次纠错良机,仅仅由于维护毛个人威信,硬从反左转为反右,再唱高调,否定逼到眼前的客观事实。反右使党外闭嘴,反右倾则使党内也闭嘴。1959年春,党内老五陈云私下说:“现在提意见还不是时候,一定要吃亏吃得更大一点,才能转过来……不能说话,我还想保持我这张三十多年的党票子。”1962年初“七千人大会”,毛虽发出邀请,陈云还是没敢在大会上发言,因为“不能给毛主席难堪。”
1960年下放湖南湘潭的胡耀邦,回京向毛汇报的前一晚,就是否将饿死人的实况告诉毛,思想斗争了一夜,抽烟踱步,最后还是没敢将真相完全告诉毛。1960年陈毅去南方后在会上感叹:“在下面跑了几个省,谁也不敢说老实话。”杨献珍说了几句:“有些人的想法不对头,想把好事一年办完……客观上是反动的。”遭到毛迎头痛击,很快就被摁下去。有资料表明被打下去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达三百几十万。
浮夸风下,官员肿脸硬充胖。1959年中央开会,陕西省委第一书记张德生对甘肃省委第一书记张仲良说:若甘肃缺粮,陕西愿支援一些。张仲良反说若陕西缺粮,甘肃可以支援。当周恩来听说甘肃出现饥荒,打电话给甘肃省委询问是否需要中央调拨粮食,省委书记何承华竟答“甘肃农民连大饼油条都吃不完”。如此胆大包天,若非吃准中央心态,若非道德品质恶劣,会这么不顾人民于水火么?河南信阳已出现饿死人,地委书记路宪文指令各县:“不准农民生火做饭、不准外出逃荒要饭、不准向上级反映情况。”(250页)派民兵封锁交通要道,防堵饥民外逃,信阳地区饿死者至少百万(官方承认50万)。
安徽无为县有的干部甚至不准农民采摘野果,理由是野生植物也是地里长的,归属共产党。凤阳规定死人后“四不准”:一不准浅埋;二不准哭;三不准埋在路旁;四不准戴孝。”除了民兵把守要道,邮局奉命截扣告状信件,地方干部成功地把饿死人的信息掩盖了很长时间。各级干部都明白“上下有别”的利害关系:农民的肚子问题远不如上司对自己的印象重要,完成计划远比农民生计重要。柳州地委书记贺亦然放出大卫星——水稻亩产13万斤,公然声称:“不管死多少人,柳州地区也要争个第一!”
五、雪上加霜的“反瞒产”
为防止高征购,一些地区为保口粮,不得不瞒产私分。1958年7~10月,全国粮食征购下降440万吨,城市和工矿区的粮食供应顿时紧张。10月22日中央发出“紧急指示”,要求突击收购和调运农产品,在全国农村掀起“反瞒产”运动。1958年实际征购数量高达1175亿斤,比上年增加了22%。“七千人大会”上,粮食部检讨:1959年全国粮食产量3400亿斤,征购就拿走1200亿斤,伤了农村元气;1960年已出现大面积饿死人,粮食部还以为天下太平,实属见事太迟,征购过头是大饥荒重要原因之一。
中共官方权威史料披露:
由于高估产而高征购,1958年至1959年度(1958年7月1日至1959年6月30日)共征购粮食1123亿斤,比正常年景增购了200亿斤,使农民手中的存粮数急剧下降,1959年有些地区就开始出现粮荒,造成公共食堂停伙,部分社员外出逃荒,浮肿病和非正常死亡问题也出现了。1959年度征购粮食达到1348亿斤,占了实际数量的33.7%,农村留粮由1957年的2940亿斤下降到1959年的2052亿斤。1959年的粮食减产,如此之高的征购量,这是农民难以承受的重担。即使如此高的征购,但在高销售的情况下,国库周转粮还是日益减少。1958年6月底,国库存粮386亿斤;1959年同期下降到343亿斤;1960年6月底仅为127亿斤,连正常情况下铺底粮和运转状态的周转粮数都不足。农村粮食短缺,国库存粮无多,全国大约缺少3000万人一个月的用粮,一些大城市几乎脱销。
还需要多说吗,3000万人缺粮一月,还能存活吗?
经过“反瞒产”,山东1600万农民全年人均拥粮只剩142.7斤,每人每天不足4两,还不够两只鸡吃。甘肃定西地区“反瞒产”运动中,干部指挥民兵在农家掘地挖墙找粮食,“把拿不出粮食的妇女,剥光衣服,用绳子扎起阴毛拉出去游街示众!”类似兽行,省委工作组统计竟达128种。
据丁抒先生分析:“庐山会议后全国性的‘反瞒产’、高征购是导致数千万人饿死的关键一步。譬如广西龙胜县1957年征购975万斤,1958年增至1362万斤,1959年竟增加到3364万斤,是57年的三倍半!……又如广西阳朔县,1959年粮食比1958年减产23%,国家征购数却比1958年高了24%。”1959年秋,安徽符离区委书记武念慈匆匆进城,向县委报告饿死人并申请救济粮,不料不仅没弄来粮食,还挨了县委一天加半夜的批评,说他谎报灾情,给“大跃进”与社会主义抹黑!非但不给救济粮,还向他要粮食,说符离区秋季征购任务没完成!“反瞒产”挖空了农民的囤底,农民失去维持生存的基本口粮。
城市居民得以存活的前提是“弃乡保城”政策。“七千人大会”之所以召开,起因于中央要从地方征粮150亿斤,各省叫苦连天,无奈之下召集各大区第一书记会议,大区书记在压力下领受任务,但表示困难重重,这才决定召开地委书记会议(后扩至县委书记),强调顾全大局,反对本位主义与分散主义。
1960年春,当饥馑刚刚蔓延,如果各地县委书记能像旧时知县一样禀报请赈,当年国库里还有粮,准备出口的265万吨粮食尚未运出,至少能抵挡一阵。如山西阳城县委书记赵树理坚请“返销粮”,及时分发,救下不少人。有的公社干部秘密动用储备粮,也救了一些人。但这样的干部少之又少,绝大多数干部都怕被扣右倾帽子,既然将农民口粮交了余粮,不愿自打巴掌再要回来。地县一级基层政府由此坐失及时施救的最后机会。
宏观上,1960年12月14日国家统计局提交市场分析报告,标明当年10月粮食收购量下降34%、食油收购量下降42%、生猪收购量下降31%、食糖收购量下降64%、棉花收购量下降23%;全国生活用品供应极其困难,至9月底,各地凭票证供应商品达30多种;据全国42个大中城市统计,11月猪牛羊肉销量比10月减少29.4%,家禽减少51.3%,鲜蛋减少30.4%。警钟已敲得很响很响了。
六、致命的高出口
1959年1月,武汉只剩下一天存粮。情急之下,武汉市委扣下从四川运往上海的粮食,中央办公厅大发雷霆,要严肃处理武汉市委,幸赖省委书记王任重斡旋化解。1960年5~6月,中央连续发出京津沪等市粮食供应告急文件,6月6日发出〈关于为京津沪和辽宁调运粮食的紧急指示〉,内称北京存粮为七天、天津十天、上海已无存粮。
外贸部在“七千人大会”上检讨:1959~60年多出口粮食几十亿斤,饥荒既起仍盲目出口,以致国内经济雪上加霜。大量出口粮食,乃是一系列导致4000万农民饿死的重要因素之一。自己日子都过不下去,还要援助亚非拉。截止1960年6月底,中共向22个国家提供经援,无偿援助和贷款总额40.28亿元。1961年,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说:“这几年我们掠夺农民比国民党还厉害!”
1959年一方面较之1957年减产1500万吨,但却出口粮食415万吨,比1957年增加223万吨。仅这223万吨,就可供4000万国人吃四个月,足以熬过1960年的春荒。1960年再出口265万吨。成千万国人饿死之时,他们打下来的粮食却在被一船船运走。如能将两年间出口的粮食留下一半,饥民就可全部得救。当时,大管家周恩来对粮食情况的急迫性两眼一抹黑,根据各省虚报数字,还以为粮食堆满囤呢!因此,周恩来犯下致命错误:当外贸部主张向国际市场抛售黄金,拿外汇买粮食,周却认为黄金价位较低,在财政赤字已高达80亿的情况下,不仅不应卖,反而购买了几十万两黄金。此后,年年买进,一直买到1970年,因为周说:“我们要以黄金作后盾。”这一决定,失去了中央一级最后的补救机会。
1960年底,鉴于形势实在严峻,一再拒批进口粮食的毛泽东,只得同意从澳洲进口440万吨粮食(够一亿人吃三月)。粮食部副部长杨少桥说:“吃进口粮,这在当时可是个禁区!”“这些冲破禁区来的粮食在当时不知救了多少人的性命。”但若1959年、1960年不曾出口680万吨粮食,又可挽救多少万人的性命?粮食一进一出,运来运去拨来调去,又耽误了多少时日。饥民们即便千辛万苦逃到城里,由于城镇居民也吃不饱,“盲流”也很难讨到食物。其时美国粮价最低,因政治敌对不能去买,得“争气”多花钱去买中立的澳加等国粮食。
新闻封锁是中央一级丧失及时赈灾的另一致因。新闻可将一地灾情短时期内成为全国全球的共同问题,大大提高赈饥能力,但硬不让说,奈何?
七、进入“天堂”
“共产主义是天堂,人民公社是桥梁”,报刊上铺天盖地用漫画诗歌向民众描述预约的幸福。只是“天堂”里的材料太多,限于篇幅,撮精稍述:
——1958年10月底,湖北当阳县跑马乡公社书记大会宣布11月7日全乡结束社会主义,8日进入共产主义,一切以共产主义方式来办。群众一哄而散,纷纷上街“共产”,先抢空商店,后抢劫私宅,还有人上幼儿园认领孩子当儿子,大呼“不是共产了么?!”
——王任重调查“信阳事件”后:“我到光山(信阳地区辖县)去看过,房屋倒塌,家徒四壁,一贫如洗,人人戴孝,户户哭声,确实是这样,这不是什么右倾机会主义攻击我们,这是真的。”邓力群:“老朋友彭大章从信阳调查回来,对我说:老邓啊,问题真严重啊!说时神色惨然!后来先念同志也去了,回来讲,他去过的村庄,妇女没有一个不穿白鞋的。”
——张家口地委书记胡开明在蔚县西合营村,看到“春播时,前面播上种,后面有人就把种扒出来吃掉。队里没办法,把种子通通拌上毒药,并通告全体社员。可是饥饿难忍的人们对粮食的需要大大超过了对毒药的恐惧,种子照样被扒出来吃掉,只不过增加了一道工序,即把扒到的粮食先在土里边搓搓,然后迫不及待地塞进嘴里,仅此而已。结果非正常死亡人数大大增加,活着的人甚至没有力气把死人从屋里抬出”
——在食堂工作的生产队长,每次带回米饭都锁藏柜中,独自享用,两个儿子几天粒米未进,嚷叫不停,父亲置之不理,小儿子活活饿死。一位姑娘饿死后,许多村民看到其二伯父以收尸为名割肉煮食。不少饥民到处打听谁家最近死人,以便夜间刨坟掘尸为食,野外常见被剔除皮肉的尸骨。
——1938年入党的宗凤鸣先生说:濮阳梨园乡东韩砦村乃抗日模范村,不仅老人均多饿死,有的家庭商量是饿死孩子还是饿死大人,结论是应先死孩子,留大人挣工分,还有一份口粮,否则大人死了,孩子也活不成。
——饥饿犯人一边拔毛一边连血带肉生啖活鸡。如能从坟堆里挖出死人骨头,算是好运气,“人家就这么随便在衣服上擦一下泥,就放在嘴里细细啃嚼,津津有味,若监视的人来了啃不完,就带到屋里烧坑的火里烤着吃,那香味倒是顶馋人的。”锦西劳改矿队1200多犯人饿死1001人,还没死的198人骨瘦如柴全身浮肿,卧床不起,另两人靠吞吃活剥青蛙蚱蜢才勉强下床走动。
——天津东郊茶淀劳改农场,两名劳教犯各将一根细黄瓜塞藏对方肛门,以躲避下工时的检查,但还是被识破了,扒下裤子拉出黄瓜。燕京毕业生韩大钧(后为中科院研究员),挖出一窝刚出生的幼鼠,众目睽睽之下,将还没睁开眼的幼鼠生吞下肚。
——“七千人大会”上,四川省委宣传部长明朗给中央写了一封匿名信,描绘重灾区梁平县,“我去看了以后,很难过,跟刚打完淮海战役、双堆集附近那些村庄的情况相仿。门窗都没有了,家具也没有了,屋子一个个是敞开的,屋里都是杂草的灰尘,后边的山坡上是一堆堆的坟,村里村外看不见一个活人。”
——“七千人大会”也开得抠抠缩缩。“每次吃完饭,桌子上是光光的,不论副食还是主食,都是光光的。”“会议吃饭也是一件大事……即使是少奇同志去安徽组开会,吃饭时也和大家一样,凭饭票吃饭。10人一桌坐满才上饭,坐不满不行,饭票丢了也不行。”外宾招待会原本请不到的中方高官,这时凡请必到。冷餐会一端上盘子,一拥而上一抢而光。周恩来不得不轻声提醒那些高官:“注意点吃相!”
——1969年底,学部外文所集体下放至河南息县东岳镇,军宣队号召访贫问苦。一位房东告诉邹荻帆“饿死人那年”如何挖死人吃:“要是你们所长冯至来,我们都会把他吃了。”冯至是个胖子,肉多。
八、到底饿死多少人?
据2005年国家统计局提供数据,1955年全国人口61465万,1956年62828万,1957年64653万,1958年65994万,1959年67207万,1960年66207万,1961年65859万,1962年67295万,1963年69172万。通过前后数年对比,1959~61年出现大马鞍型,1960~61年净减人口1348万,再据1955~59年均增长率21‰,每年应递增1400余万,1961年人口应为7006万,缺数4147万,即非正常死亡人数至少4000万以上。
如合计各省市净减数,则达2137.44万:
四川(含重庆巿):1958年7053.92万,1959年6960.94万,1960年6667.8万,1961年6458.8万,净减595.12万。
安徽:1959年3427万,1960年3043万,1961年2988万,净减439万。
山东:1958年5422万,1959年5373万,1960年5188万,净减234万。
湖南:1959年3691.95万,1960年3569.37万,1961年3507.98万,净减183.97万。
河南:1958年4979万,1959年4818万,1960年4803万,净减176万。
贵州:1959年1743.96万,1960年1642.99万,1961年1623.53万,净减120.43万。
甘肃:1959年1293万,1960年1244万,1961年1211万,净减82万。
青海:1959年260万,1960年249万,1961年211万,1962年205万,净减55万。
江苏:1959年4289.53万,1960年4245.64万,1961年4243.4万,净减46.13万。
广西:1959年2205万,1960年2172万,1961年2159万,净减46万。
辽宁:1960年2560万,1961年2519万人,净减41万。
内蒙:1960年1191.1万,1961年1163.1万,净减28万。
湖北:1959年3173.14万,1960年3152.17万,净减20.97万。
云南:1959年1911.93万,1960年1894.55万,净减17.38万。
宁夏:1960年213.03万,1961年203.06万,1962年198.81万,净减14.22万。
河北:1959年3791万,1960年3779万人,净减12万。
新疆:1961年710.06万,1962年698.97万,净减11.09万。
北京:1960年739.6万,1961年729.2万,净减10.4万。
黑龙江:1961年1897.1万,1962年1893.5万,净减3.6万。此前三年则分别增长118.3万,125.1万,90万。
上海:1960年1056.3万,1961年1058.99万,1962年1057.86万,1962年比1961年净减1.13万。
晋陕浙赣粤闽吉津等省市人口虽略增,但都大大低于正常增长数,如福建:1961年1597.8万,1962年1602万,仅增2.2万。此前三年则分别增加49.7万、29.5万、25.4万。
1998年中央党校出版的《共和国重大事件纪实》:“1959年至1961年的非正常死亡和减少出生人口数,大约在4000万人左右……这可能是本世纪内世界最大的饥荒。”据〈中国抗日战争期间人口损失总计表〉,整个抗日战争,中国军民伤亡总数也才34805896人,其中死亡20620939人,即2062万余。此前,“据不完全统计,我国自公元前180~公元1949年的2129年之中,共发生203次死亡万人以上的重大气候灾害,死亡了2991.8万多人。”(确切数据29918848人)4000万倒逝的饿殍,无声地矗立起一块无字碑。
八、最根本的原因
这场20世纪全球最大灾难的原因自然很多,但最核心的却是两条:一、意识形态的错误引导;二、暴力专制的不容纠错。对中共和毛泽东来说,最致命的价值内核是:如退回私有制单干,拿什么证明新旧社会的本质差别?如何证明“无产阶级革命”的必要性?不搞国有化集体化,共产革命还有什么法理基础?对于这一点,中共高层是十分清晰的,也是他们能够形成合力的思想基础。
面对反对合作化的声浪,1955年5月9日,毛泽东对李先念、邓子恢说:“农民对社会主义是有矛盾的,农民是要自由的,我们要社会主义。”毛认定各级干部中也有“不愿搞社会主义的人”。1958年8月,毛泽东对赫鲁晓夫(NikitaS.Khrushchev)说:1949年解放我很高兴,但中国还很穷很落后;以后工商业改造、抗美援朝胜利,又愉快又不愉快。只有这次大跃进,我才完全愉快了!1958年8月北戴河会议,毛说“空想社会主义的一些理想,我们要实行。”周恩来拍着荣毅仁的肩膀:“你还年轻,能够看到共产主义!”同年,毛泽东对王任重说:“不如马克思,不是马克思主义者;等于马克思,也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只有超越马克思,才是马克思主义者。”不仅毛求功心切,中共高层集体发烧。显然,只有将中国领入社会主义并实现繁荣富强,才能够真正证明革命的伟大价值。否则,何以证明“就是好”?聚集中共精英的“七千人大会”,也一致认定斯大林的社会主义定义——公有制+计划经济。
1961年,党内高层几乎一致认为只有包产到户才能挽救农村经济,但毛泽东一手遮天,“硬着头皮顶住”,不肯从“社会主义阵地”撤退。意识形态乃是这场巨灾的第一致因。共产学说才是比毛个人权威更有力量的东西,才是导致全球上亿“共产冤死者”的罪恶之源。仅仅批判个人是不够的,指导人们行为的错误思想才是影响更大作用更深远的祟源。面对合作化、大跃进闯下的巨祸,周恩来在“七千人大会”大会上仍说:“‘三面红旗’经过实践的考验,证明是正确的。从建设社会主义的整个历史时期来看,今后将会更加证明‘三面红旗’的正确和光辉。我们的缺点和错误虽然严重,但是它是属于执行中的具体政策和具体工作的问题,不是‘三面红旗’本身的问题。缺点和错误,恰恰是由于违反了总路线所确定的正确方针,违反了毛主席的许多宝贵的、合乎实际而又有远见的意见才发生的。”这样的认识能够纠正错误么?
当然,毛的个人品质也是必须予以谴责的。何方先生揭发:“那些造神者和造假者们……说的和写的毛泽东如何艰苦朴素,多半是片面和伪造的。例如关于毛泽东在三年困难时期有几个月不吃肉,就被宣传得神乎其神。事实是,医生鉴于猪肉胆固醇含量高,建议他改吃牛羊肉。而毛本人六十年代初也一度喜欢吃西餐。所以1961年4月26日工作人员会同厨师给他制订的一份西餐菜谱中,就有牛羊肉菜十多种,西餐汤十六七种。”1959年,江青在上海宴请赵丹与郑君里夫妇,黄宗英回忆说:“这些美味珍肴令我们既开眼界,又感惊异。……许多农村此时已经出现严重的非正常死亡,而他们的家宴却奢华依旧。”
此外,杭州西湖刘庄,建于“自然灾害”期间。1962年,毛入住占地千亩的上海西郊宾馆(柯庆施专为毛新建的“马屁工程”),不仅没有斥责柯于饿殍遍野之际大兴土木,此后也没有为百余人为他长年看守这所别墅而内疚。韶山滴水洞宾馆是毛亲自要求兴建的,1960年下半年开工,1962年底建成,毛仅于1966年入住12天,长期空关,一连士兵长期守卫。邓小平后来说:“影响极坏!”周恩来一面为工程拨款,一面只能批评下面的省委领导:“国家困难时期,上马这么一大批脱离群众的工程,很不好。人民会怎么看?对我们的党不利啊!”
即便从最善良的角度,大饥饿前还可宽宥毛泽东,也许毛真的是“好心办坏事”,敢叫日月换新天,以为替国人谋了大福利行了大仁政,根本没想到竟是领着他们走进这样的“天堂”。但当大饥饿实实在在逼到眼前,已支付了巨额“学费”,当人民利益与自己的政治理想政治利益发生冲突,仍然坚持“社会主义道路”,仍不下“罪己诏”,这还能说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吗?李锐指出:“在毛的性格中,死多少人都无所谓。”1961年9月庐山中央工作会议,毛说:“错误就那么一点,没有什么了不得。”
大饥饿使共产设计失去道义性,成为中共由盛转衰的历史拐点。一个标榜解放工农的政党,一个自称为绝大多数人民谋福利的政党,居然弄得还不如“万恶的旧社会”,饿死这么多自己的“社会基础”,言行不一的荒谬性无可避免地凸现出来。同时,面对这场巨大人祸,党内对毛的领导能力产生质疑,从而引发毛刘分裂,埋下文革根苗。
1999年12月,普京(Vladimir Putin)称共产主义尝试已经失败。只是人类为证明这一学说的荒谬,付出了怎样的代价呵!令人沉重的是:中共至今仍未真正检讨大饥饿发生的原因,仍为毛的罪责东遮西掩。但真实评价历史是理性安排未来的前提,阻碍真实只能说明虚假的存在。

“国际刑事庭”:卡扎菲预谋杀民 致信奥巴马求停止空袭

国际刑事庭:卡扎菲预谋杀民 致信奥巴马求停止空袭


  2011-04-07
 
世界日报 国际刑事法庭:卡扎菲预谋杀民
“国际刑事法庭(ICC)”检察官莫瑞诺-欧堪波表示,利比亚最近的动乱爆发前,强人卡扎菲政权早就“既定计画”杀害平民。他说,在5月4日向联合国安理会提出调查报告后,可能会在数周后申请逮捕令。
莫瑞诺-欧堪波昨天告诉告诉法新社,“我方握有充分证据,证明杀害平民是既定计画。”他说:“1月,在突尼西亚爆发抗争后,他们已经开始准备因应利比亚爆发类似情况了。”莫瑞诺-欧堪波上月3日宣布,国际刑事法庭正在调查卡扎菲和他的三名儿子,以及卡扎菲政权其他成员是否犯下违反人道罪行。

所谓“国际刑事法庭”自己就是犯罪集团。

美国国务院表示,一名资深外交官5日抵达利比亚反抗军的东部要塞班加西,并和国家过渡委员会的成员商谈政治目标及提供人道援助的条款。国务院发言人彤纳(Mark Toner)表示,此举不象征美国承认“国家过渡委员会”。
利比亚反抗军负责人尤尼斯5日指控北大西洋公约组织(NATO)率领的战机杵着不动,眼看着效忠卡扎菲的军队杀害米斯拉塔居民。米斯拉塔是反抗军在利比亚西部最后一个据点,过去40多天遭效忠卡扎菲的军队炮火猛轰。
尤尼斯在反抗军根据地班加西的记者会表示,“若北约再等一星期,米斯拉塔就成空城了。”北约联合军事行动将领范乌准将稍早表示,联军已尽全力保护该地平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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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为华国锋建墓地豪华堪比古代帝王,中共死鬼还腐败 (视频)

中共为华国锋建墓地豪华堪比古代帝王,中共死鬼还腐败  (视频)
<>2011-04-07
  山西官方为已故中共中央主席华国锋修建豪华陵墓,耗时三年,花费过亿,规模堪比帝王墓。有民众表示,普通百姓连巴掌大的墓地都买不起,官方花费公款厚葬已故领导人,太不公平。近日,中共政府出台新政策,规定民众墓地每二十年就要交一次护墓费,引发不满。
图片: 规模宏大的华国锋陵墓。 (凯迪论坛/记者心语)



视频转载:1977年,华国锋在毛泽东去世后讲话(土豆网/记者心语)

已去世三年的中共中央前主席华国锋的骨灰尚未落葬,一直寄存在北京八宝山。当局在山西紧锣密鼓的修建豪华陵墓,预计于今年8月20日也就是华国锋的三周年忌日落成,届时将举行盛大的骨灰安葬仪式。据报导,该陵墓耗资过亿,号称媲美南京中山陵。

陵园由山西省建筑设计院负责设计,分墓地、踏步、墓前广场、循环通道、墓区绿化等几部分。墓的外形为五点五米见方的石鼎,看上去如同英文字母H,喻华国锋。五点五米喻他在五十五岁那年成为中共中央主席。对于华国锋如此豪华的陵墓,同是山西人的异见人士邓太清向本台表示:“中国共产党掌握着一切权力,华国锋作为中国共产党的一个过渡性的领袖人物,为他花钱修陵墓完全是出于政治需要,只要政治需要,花多少钱都可以,不需要就一分钱不花。”

据香港《苹果日报》星期三引述知情者的讲话表示,陵墓投资部分来自北京拨款,部分为山西地方自筹,总投资额约一亿元。

华国锋生于1921年2月16日,死于2008年8月20日,原名苏铸,参加革命后为表示对共产党的忠诚,改名换姓为华国锋。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担任过二十多年国务院副总理的邓小平在“永不翻案”的前提下复出工作,得到了中共高层的广泛支持。而华国锋由于继续肯定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政策,坚持“两个凡是”,被批评为犯了“极左路线错误”,其领导地位被邓小平取代。华国锋年轻时政绩平平,几十年来一直担任地方官。尤其是在抗日战争,内战中并没有显着功劳,但是在建国后尤其是文革后期,深得毛泽东的提拔和信任,死后也受到了国家最高标准的告别仪式,其待遇仅次于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

华国锋坟墓的奢侈铺张引起了媒体和网友的热议,民众们大多表示愤慨,普通百姓死后不过是巴掌大的坟墓,而领导人死后却得到如此优厚待遇,这种做法实在是明目张胆的搞特殊化,和共产党一再标榜的廉洁公正大相径庭。历史学家程巢父向本台表示:“现在政府是暴发户,他们花纳税人的钱,大手大脚,动不动就是耗资多少多少,他们自己不知道钱来得辛苦,所以不在乎的,成为一种坏风气,只要有个似乎合理的理由,就可以大胆地花钱。”

香港《苹果日报》星期三署名李平的评论表示,华国锋陵园由当初其亲属回乡觅地时的「四不原则」(不占用耕地、不与民争地、不破坏环境、不损坏古迹),发展到如今的占地10万平方米,仿照中山陵,堪比帝王陵,岂能不引爆政治争议、招致讥讽?

近日,有关墓地使用年限也引起讨论,按照1992年开始颁布实施的《公墓管理暂行办法》,“经营性公墓的墓穴管理费一次性收取最长不得超过二十年。”民政部近日澄清,墓地使用期限与其占用的土地使用年限一致(一般为50年或70年),所谓“20年”的说法不是指墓地的使用年限,而是指护墓费以20年为一个缴费周期,只要按期交纳护墓费用,即可继续使用墓地。即便如此,对于一般百姓要为安葬烦忧,与领导人的超豪陵园相比让民众十分不平。

另外,华的厚葬也不免让人联想起同是中共最高领导人的赵紫阳。在六四天安门风波中,赵紫阳因同情学生而遭到惩处,赵重病临危时也不曾有中共官员探望,去世后其骨灰被拒绝葬入八宝山。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驻香港特约记者心语的采访报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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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拍华国锋陵墓 面积超14个足球场

陵园占地10公顷(相当14个标准足球场大),墓两侧是两大山崖,如同张开的鸡翅,墓峯俨如鸡头。北京的毛纪念堂占地面积为5.72公顷,总建筑面积 33867平方米。陵墓设计参仿为国父孙中山建设的南京中山陵,坐北朝南,依山而建,居高临下,俯视交城。花岗岩石级共365级,两侧白玉栏杆相护。最顶 墓碑为花岗大石鼎,正看如H,取“华”字汉语拼音开头大写字母,既喻华国锋,也有中华之意;鼎高5.5米,寓意华国锋55岁成为中共中央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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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国锋陵区。
3
 华国锋陵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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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阔的广场中央是华国锋铜像的基座,铜像于2011年8月20日前安放,骨灰安放仪式当日揭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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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陵”建在他昔日打游击的卦山上,从山上眺望不远处就是交城县的县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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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国锋陵区

济南茉莉花集会2011年4月3日(图)

济南茉莉花集会2011年4月3日(图)

济南茉莉花集会2011年4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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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不是茉莉花革命的聚集?

美将离任大使就镇压人权“警告”中共,美国玩花架子

美将离任大使就镇压人权“警告”中共,美国玩花架子



美国驻中国大使洪博培
 
美国驻中共大使洪博培

美国驻中共大使洪博培说,华盛顿和北京之间的外交关系需要改善,并说将来的美国大使将继续仗义执言,为艾未未和因其政治观点而遭到政府打击的其他高调的中国人那样的活动人士辩护。洪博培是星期三在上海说这番话的。他即将返回美国,有可能竞选总统。上述讲话被广泛认为是他回国前的最后一次公开讲话。

他敦促中共宽对互联网的钳制,并说中断对话和压制新闻媒体无助于美中之间的了解。他举出了广受关注的艾未未和身陷囹圄的异议人士刘晓波以及陈光诚的案例。

海湾合作委员会要求也门总统辞职,罪犯要求罪犯下台

海湾合作委员会要求也门总统辞职,罪犯要求罪犯下台


 

斡旋也门政治危机的海湾国家提出的建议要求长期执政的也门总统下台。与6国海湾合作委员会关系密切的消息人士说,这一方案要求也门总统萨利赫把权力交给一个由部落首领和政治领导人组成的临时委员会。萨利赫接受了海湾合作委员会六国成员的邀请,准备与反对派代表举行会谈。

萨利赫面临着要求他辞职的越来越强大的反对运动。目前还没有确定会谈的日期,而且很多反对派组织还没有表示愿意参加会谈。星期三,数万也门抗议者在首都萨那和南部城市泰兹举行示威。萨利赫已经执政32年。他早先曾表示,愿意在举行新选举之后下台。

科特迪瓦:瓦塔拉军队包围巴博住所

科特迪瓦:瓦塔拉军队包围巴博住所


 

效忠国际承认的科特迪瓦总统瓦塔拉的军队星期四包围了现任总统巴博的住地。在此之前,双方在深夜曾发生零星冲突。前一天,效忠瓦塔拉的军队攻击了现任总统巴博居住地,在遭遇亲巴博军队的强硬抵抗后撤兵。法国直升机星期四营救出日本驻科特迪瓦大使。这位大使的住所位于两派武装交火的地带。

法国外长朱佩说,以色列请求法国帮助撤出以色列助科特迪瓦的外交官。效忠瓦塔拉的军队星期三在巴博拒绝承认败选和投降后,对他的住所发动了进攻。瓦塔拉的助手说,士兵被告知要活捉巴博。自从去年12月巴博拒绝接受科特迪瓦人民选择瓦塔拉出任总统的选举结果以来,科特迪瓦一直陷于政治危机。

美国愿在期限后保持伊拉克驻军

美国愿在期限后保持伊拉克驻军


 

美国国防部长盖茨说,如果伊拉克政府提出请求,美国愿意在2011年之后继续在伊拉克驻军。盖茨星期四在伊拉克对美国军人说,必须很快就美国军队在今年年底撤军最后期限过后是否继续驻扎伊拉克做出决定。他表示,继续在伊拉克驻军是有益的,但必须由伊拉克方面提出请求。盖茨说,在他今年晚些时候离职之前,这很可能是他最后一次访问伊拉克。预计,盖茨将会晤伊拉克领导人,讨论伊拉克在填补包括国防部长在内的政府职位空缺方面所取得的进展。盖茨是从沙特阿拉伯抵达伊拉克的。星期三,盖茨在沙特阿拉伯与阿卜杜拉国王举行会谈,讨论了中东和北非多处的政治动乱问题。

美国原子裂变实验可能发现了新粒子

美国原子裂变实验可能发现了新粒子




一组国际科学家说,他们可能已经发现了一种先前从未识别的基本粒子,它是物质的构成部分之一,但也可能不是。这些科学家星期三说,他们在伊利诺伊州费米国家加速器实验室所作的一项实验中有出乎意料的发现。这个小组一直在使用费米实验室的万亿电子伏特加速器来制造质子和反质子的高速碰撞,把粒子击碎成它们的组成部分,以便让科学家窥测构成宇宙的细微部件。

这个费米实验室小组说,当他们分析这项实验的数据时,他们发现一系列出乎意料的冲撞,其频度远远高于他们的预计,他们测得这些冲撞的产物约有140电伏的能量。这意味在那种强度的冲撞前,就存在一种粒子,甚至存在一种新的自然力量。

那些科学家星期三说,如果这一切属实,那可能根本改变物理学对世界运作原理的解释。这种新粒子如果存在,甚至可能是难以寻觅的希格斯玻色子,这是科学家从理论上推理得出,而却从未见到的粒子,这会帮助说明物体是如何聚合而成的。

利比亚叛军在东部击退亲卡扎菲军队



利比亚叛军负责人尤尼斯周三在班加西的记者会上
 
利比亚叛军负责人尤尼斯周三在班加西的记者会上

 

利比亚反叛分子星期三击退政府军,并收复东部石油港口城镇布雷加附近的失地。与此同时,就与冲突有关的和平解决方案的协商工作仍在持续。

反叛分子还击并收复一些失地,此前忠于卡扎菲的部队星期三早间迫使他们撤退到东部主要城市布雷加和艾季达比耶附近的地区。双方军队连日来在布雷加展开拉锯战。

星期三早些时候,北约驳斥了反对派关于联军针对卡扎菲军队空袭行动步伐的批评。北约发言人说,自从北约上个星期接管执行利比亚禁飞区行动后,空袭的频率和精准度没有变化。她补充说,保护反政府武装占领的米苏拉塔的平民是北约的“首要之务”。

利比亚反政府武装的负责人批评北约在米苏拉塔进行的空袭姗姗来迟,导致平民和该城市民的死亡。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唐纳还为北约空袭辩护,说美国认为北约和其阿拉伯盟友已经发动了850多次空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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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新闻:利比亚叛军指责北约未空袭 北约反驳

北约驳斥了利比亚反政府武装就联军向利比亚领导人卡扎菲军队的空袭速度的批评。与此同时,卡扎菲军队轰炸了西部城市米苏拉塔的反政府武装,迫使他们从东部的石油城镇撤退。

北约发言人星期三说,自从北约上个星期接管利比亚的军事行动后,空袭的频率和精准度没有变化。她还说,保护反政府武装占领的米苏拉塔的平民是北约的“第一要务”。利比亚反政府武装的负责人尤尼斯批评北约未能迅速在米斯拉塔开展空袭,导致平民死亡。尤尼斯说,他可能敦促反政府武装的领导人们向联合国安理会表达不满。联合国安理会授权在利比亚使用武力,阻止政府军伤害平民。

法国外长朱佩星期三说,米苏拉塔的局势“不能继续”,并承诺将与北约的领导人举行会谈。这位法国官员说,支持卡扎菲的部队将自己的士兵部署在平民密集的地区,以阻止北约的空袭。联军发现,在这些地区很难准确打击政府军。

在这之前,利比亚反叛部队的领导人批评北约未能迅速在西部城市米斯拉塔开展空袭,表示这一拖延导致了平民死亡。阿比迪说,北约的行动十分缓慢,这使得效忠利比亚领导人卡扎菲的部队能够推进。阿比迪说,他可能会敦促叛军领导人向联合国安理会提出申诉。

联合国安理会授权在利比亚的部队阻止政府军伤害平民。北约官员说,他们在利比亚的空军行动并未减弱,但是卡扎菲利用平民作为人体盾牌,并将他的武装隐藏在人口密集的地区。

北约联合军事行动将领马克.范乌穆说,联军已经“绝对证实”了卡扎菲把坦克分散布置,并使用平民作为盾牌“来防止北约突击部队找出并攻击这些军事设施”。范乌穆说,支持卡扎菲军队部署的地方都有平民。叛军官员不同意范乌穆的这一说法。

艾未未助共为虐,害人害己。中共整走狗

 

编按:艾未未曾参与设计最犯罪、最血腥的2008北京奥运会“鸟巢”体育场。艾未未助共为虐,害人害己,虽然其做了一些社会公益的事情,但是不能抵罪。 

中共首次证实对著名艺术家、活动人士艾未未进行调查。艾未未星期天在北京国际机场准备登机时被拘留。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洪磊星期四说,艾未未由于涉嫌“经济犯罪”而接受调查,并否认这一案件与人权或言论自由有关。洪磊说,其他国家应当尊重中共对这一案件的处理。主要西方国家对中共拘留艾未未表示抗议。

艾未未的作品曾在一些世界最著名的画廊参展,他还曾参与设计2008年北京奥运会“鸟巢”体育场。美国驻中共大使洪博培星期三晚间在上海说,美国决不会停止支持艾未未等社会活动人士。洪磊没有对艾未未涉嫌犯有的经济罪行做进一步解释。艾未未是在中共当局扩大打压异议人士范围之际被逮捕的。现年53岁的艾未未在自己的推特中记录了有关打压的情况。

美国回绝卡扎菲信件指其必须下台

美国回绝卡扎菲信件指其必须下台


希拉里·克林顿
美国称,对卡扎菲“不是听其言,而是观其行。”
美国回绝了利比亚领导人卡扎菲写给奥巴马总统的私人请求信件,强调卡扎菲必须下台并流亡国外。
在这封长达三页的信件中卡扎菲敦促奥巴马结束这场“针对一个发展中国家弱小民族的非正义战争”。
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在评论这封信件时说,卡扎菲清楚他必须怎样做。
她说,利比亚应当停火,卡扎菲的军队必须从他们使用巨大暴力夺取的城市撤离。卡扎菲本人应当下台并离开利比亚。
一名白宫发言人说,美国对于卡扎菲不是听其言,而是观其行。

输油管道

来自利比亚未经证实的报道说,联军的一次空袭炸坏了一条输油管道。
卡扎菲政府副外长卡伊姆说,英国空军对苏尔特盆地萨利尔油田的这次空袭导致三人丧生,一人受伤。
但利比亚反叛组织说,这个一直处于他们控制之中的油田本周遭到政府军的攻击,曾一度导致油田停产。
英国国防部尚未对利比亚副外长卡伊姆的声明做出正式回应。